《短裤党》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比较

韦朝晖

【文章摘要】文章通过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作家蒋光赤的中篇小说《短裤党》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进行比较，探讨了两部小说的异同，由此揭示出中日两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特点、经验和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镜，关照和促进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短裤党》；《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比较

【作者简介】韦朝晖，广西师范学院中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 530001

《短裤党》是我国早期无产阶级作家蒋光赤（1901-1931）的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也是中篇。把中日两位早期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两部写作时间、手法和主题相近的中篇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一番比较，论证它们的历史地位、挖掘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剖析两者在艺术上的得与失，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历史，防止我们盲目地接受有些人不顾历史发展规律一味地从所谓“现代”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那种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结论，有助于我们采取客观公允的科学态度，坚定信心，在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文学事业。

《短裤党》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分别由两位同时代的具有大体相同追求目标但不同国籍的无产阶级作家写出的作品，它们在写作目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许多的相似点，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者都是对革命斗争中真实历史事件作出的及时的反映，因此都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和强劲的震撼力量。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的《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作品主要描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和失败，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涉及方面较广，包括党内活动、工人群众会议、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罪行等，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起义斗争的发展而进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也是针对日本的一个历史事件而写的。1928年3月15日，日本的反动政府——田中内阁，发动了第一次共产党大检举，逮捕了数千名革命家。在小樽，逮捕继续了两个月，有五百多人遭到拘禁。许多平日和作者保持密切关系的同志，也大多被捕了。这样，就使得作者奋然拿起笔来向敌人进行控诉。在当年八月，他写了著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部作品不但深刻地暴露了日本军事法西斯统治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对国内革命运动的血腥的弹压暴行，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描绘了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残酷斗争中所经历的险峻的路程和他们表现出的英雄品质。

第二，两部作品都表现了特别强烈的阶级感情、对美好生活的迫切希望和追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比如在《短裤党》里描写了李金贵和邢翠英夫妇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以及他们表现出高度的阶级觉悟、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杨直夫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身患重病而坚持工作，并和妻子秋华互相勉励，对革命充满了乐观精神。小说以他们同唱国际歌，把国际歌的歌词作为结尾，这样的安排的寓意不言而喻。《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塑造了渡、齐藤、龙吉等革命者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表现出那种宁死不屈和向上乐观的英雄形象。小说描写了渡在监狱里用指甲题壁的情景非常感人和鼓舞斗志。渡这样写到：“我们要创造劳动人民的世界——工人和农民的世界。打倒靠利润吃饭，把人脑袋抛着玩儿的有钱人的世界。我们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及其他革命者所题壁的口号，诸如“共产党万岁！”“建立工人农民政府！”等，这些话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必胜的信心。《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也和《短裤党》的结尾相似：以不同的却同样透露了革命者对敌人的仇恨和散发着对革命火热情怀坚定的革命信念的铿锵有力的题壁，如“建立工人农民政府。”和“日本共产党万岁！”，作为小说的结束部分，其寓意和《短裤党》殊途同归的。

第三，两部作品均分别塑造了之前本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感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丰富了无产阶级文学中正面人物的艺术画廊。《短裤党》刻画了杨直夫、史兆炎、李金贵、邢翠英和秋华等形象。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塑造了渡、齐藤、佐多和龙吉等等。这些人都是催人奋进、激励人们不畏艰险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形象。但是，在艺术的追求上两者都显出共同的不足，比如，小说故事结构较为松散，缺乏完整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多以对故事的平铺直叙和作者的评议代替故事的艺术展开和建构，代替了对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细致而具体的描绘，因而结构不够严谨，语言也缺少锤炼。比如，两者为了强调敌人的残忍，不厌其烦地以举例说明式的手段罗列了似乎过多的相近似的例子，《短裤党》平铺直叙地罗列了大屠杀的几个例子，之后，插入一大段的议论：“不错，革命党人真该杀！演讲的学生该杀！散传单的工人该杀！但是这看传单的小商人？这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小阿毛？……啊啊！杀了几个人又算什么呢？在防守司令的眼中，在野蛮如野兽般的兵士的眼中，甚至于在自命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章奇先生的眼中，这种屠杀是应该的，不如此不足以寒革命党人之胆……”这一段话在小说中似乎没有必要出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描写审讯过程达五六人之多，尽管作者竭力把每个审讯的过程描写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但还是摆脱不了过多重复的印象。在叙述上也和《短裤党》一样插入一些作者的评价，如写到革命者由于被关押的时间太长，渴望听到外面的声音。作者描写有一天他们听到一句滑稽的广告词时，写到：“‘啊哟哟！’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啊哟哟！！’拘留所里所有的人，像‘攻城’一样全部涌到小小的四角的高窗子那儿去，后边的人用力一跃，跃上别人的脊梁，再后边，又有别的人迭上来。——对于‘声音’的饥渴，可不仅仅是佐多一个人。”前面一句“‘啊哟哟！’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啊哟哟！！’”和后面一句“对于‘声音’的饥渴，可不仅仅是佐多一个人。”是作者的议论，在这里似乎多余。两部作品以上的不足给人一种局部拖沓，整体松散之感。语言上过多出现口号式的语言，也弱化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

第四，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文学都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都直接接受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自1928年到1932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不仅壮大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队伍，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同路人，连资产阶级艺术派新感觉派的许多同仁也转向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同资产阶级文学抗衡，显示了其发展中的生命力。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拉普”对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增大，同时它所提出的“文学的布尔什维克化”、“辨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口号。辨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主要错误，就是混淆哲学和文学艺术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忽视文学的特殊性，也就是文学自己的规律。不可否认，文学创作是和作家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也无法完全脱离哲学，无产阶级作家应该用辨证唯物论的观点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文学艺术，但要防止用于狭隘的实用的功利目的，以辨证唯物论来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当时的日本革命文艺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因此在理论上倡导这种错误的创作方法难以避免的了，这对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文学政治化和所谓的大众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林多喜二肯定也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倾向在其《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比如在第二章中，铃木、渡、阪西、齐藤等工会干部被警察抓住，走在黑夜的街道时有一段这样写到：“工会的人们谁也没有吭声。可是，这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很奇怪地活动着一种同样的感觉，仿佛纸上墨水，渐渐地渗透到全纸似的，渗透到每个人的感觉中。一个集团，望着同一个方向，做着同样行动的时候，其中各色各样的差别，就必然会溶解、消灭，而变成同一的感情。…….工会人员，就深深地走进到同样色彩、同样情调的强度的意识中去了。‘这个’是常常会在这时候产生胡来的一种奇异的——但不能不有的感觉，正因为有‘这个’，使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团结成为可能。这不是单纯地抹煞各种差别，而是当差别本身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必然会被扬弃的（因而更加强固的）——一种忘我的、被大手一把抓起来的感觉。”

蒋光赤于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他是直接受到苏联文学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写的第一个诗集《新梦》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活放声歌唱的诗集。他在自序中说：“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总的创作信念和创作目的。而且在写作《短裤党》时他为“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立意要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因而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短裤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这一点作者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读了两遍（《短裤党》），觉得有许多地方很缺乏所谓‘小说味’”。

第五，尽管蒋光赤和小林多喜二都是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但也许因为作家自身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及其性质在认识上尚有不足，因此在各自的作品（即《短裤党》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流露一些和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偏离的思想，比如，《短裤党》在李金贵和邢翠英夫妇俩等个别人物身上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肯定暗杀复仇行为。而在一些革命者身上又附加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渲染，比如杨直夫和秋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刻画革命者时似乎存在较为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强调个性差异和个人的力量以至于相对来说对集体的力量认识不足。更为严重的是，似乎有时强调抽象的人性而忽略了阶级警惕性，这在第八章有明显的表露——倍受折磨的革命者竟然对到处逮捕革命工人的警察们反而同情起来：“他们（指警察）由于疲劳过度，轮到来拘留房当看守的时候，马上就打起瞌睡来；连对自己亲手抓来的人，也念叨起警察生活的苦经来。……他们只是被人用种种方法蒙住了眼睛，被催眠术巧妙地迷住罢了。”

蒋光赤和小林多喜二两位作家写作时代相同，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人生追求，所处的国际大背景相同，肩负着相同的历史使命，而且又都直接受到苏联文学理论影响，因此他们在创作目的、选材和创作手法甚至创作风格存在着相似甚至相同之处，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由于两位作家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国家，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背景存在着差异，而且所受的教育和艺术修养也有很大不同，诸如此类的原因势必造成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成果出现差别，这些差别在《短裤党》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两部小说有着明显表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处理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尽管小林多喜二也存在政治性过强的倾向，但他处理这个问题要比蒋光赤老到和娴熟，相比之下，小林多喜二对政治的生搬硬套比不上蒋光赤，蒋光赤在这个方面要直接得多。小林多喜二进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创作之前，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相当成熟了，小林多喜二有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借鉴和足够的教训可以吸取，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左翼作家处理同类题材的缺陷，能够将事件置于巨大的时代潮流之中，揭示了某些带规律性的本质问题，同时，避免了一般左翼文学容易犯的概念化通病，没有把革命者拔高为高不可攀的英雄，而是写他们性格上的弱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偏激、个人英雄主义等，从而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蒋光赤是一个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了初步的拓荒工作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不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化身自居等毛病，因而不仅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认识发生偏差，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例如，一些文章夸大文艺的作用，宣扬文学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时代”之类具有唯心倾向的说法；在“强调文学是宣传”时，忽视了文艺的特征，因此，倡导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出现了严重的标语口号倾向。作为探索者之一的蒋光赤也无法避免犯了类似的毛病与错误，这在《短裤党》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

其次，故事叙事结构上，尽管《短裤党》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叙事拖沓不够严谨和结构稍微松散的毛病，但相比之下，蒋光赤在这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更加明显。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叙事已经相当流畅精练，故事结构也较为圆满完整。

再次，在语言修辞的运用上，两者存在一定区别。小林多喜二用了比较多的比喻、反讽等修辞手法，语言流畅幽默，生动传情，人物的对话贴近生活，富有亲切感。而蒋光赤的语言坦率炙热，富于鼓动性和战斗性，但艺术性相对而言要逊色些。小林多喜二在语言处理上还有一个蒋光赤没有的特点，即为了强调某件事或某个观点，就在字、词或句下加上黑点强调符号。

以上所述的是关于《短裤党》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主要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由这些共同点和差异之处，我们可以了解到它们的主要特点，进而能够了解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些特征。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是新生的、发展中的文学，因为还没有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成熟的文学理论，再加上存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文学指导上的偏差，受到“左”的政治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弱点、缺点甚至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用文学代替政治宣传，借以表现游离于作品形象之外的政治和斗争目的，使得文学概念化、公式化；第二，不少人物形象性格单一，缺乏必要的变动性和层次感，因而形象显得比较苍白，只表现了“作为阶级人”的共性，而忽略“作为社会人”的个性，个性化不突出，缺乏艺术的典型化。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瑕不掩瑜，无产阶级文学的这些弱点与它的伟大的成就相比是次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文学是新兴的文学，是前进的文学，显示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尽管它们有着不足甚至错误，尽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三十年代中期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完全沉寂下来，但这不影响着它们的历史进步性。《短裤党》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分别创造了各自国家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功绩，共同丰富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宝库的功绩，是永存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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